（３）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中文发音要求 –- “低”

    国人对英语发音要求似乎偏高，但对我们自己的中国普通话的发音要求又怎样呢？对此上文已有所阐述，在此再补充一点：讲好普通话必须知道相关的发音方法，但更须动用言语官能将话语讲出来。换句话说，讲话须用脑力和体力，但更接近“体力劳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普通话讲得很“溜”而大字不识一个，而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讲着乡音浓重的“洋泾浜”普通话，难道说这小朋友就比教授有学问吗？当然不是。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不同个体的言语“体力”的强弱程度的不同在交际中的不同表现来解释，虽然不尽恰当。事实上，只要一个人的普通话能被听懂，能用于交流，一般不存在被接不接受，或被看不看得起的问题。也就是说，国人对普通话不太“较真”，在交际中对对方的普通话的好坏不怎么敏感。

    从上述几组对比中，不难看出国人对外语发音要求比本国的国语“普通话”的要求还要高，真有不尽合理和公正之感。

二．产生“一高、三低”现象的主、客观原因

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有客观和主观的：外语听力心理要求的客观、听力教学形式不足的客

观、经济文化等因素导致的人们心理上的主观。

（一）     语言环境的缺乏和教学手段的不足导致听觉的高要求

１．听觉对不熟悉的目标语更“挑剔”

听者对外语发音要求高于母语是必然的,因为母语的语言文字在人脑中已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音、形、义的知觉和理解、提取的使用机制，在母语交际中，即使有时言者在输出时发音不怎么地道、清楚、甚至不准确，听者在输入时也会自动、快速、熟练地进行预测、知觉、理解或失败、修正、再理解，直至最终和言者的意图达成一致（当然也有理解不成功的时候，那只能动用其他手段，如在条件允许时要求重讲等，使交际得以继续，否则就中断了）。在此过程中，言者的发音质量往往不被计较，而不成为听者对之敏感的因素。外语就不同了。发音质量成了敏感因素。在交际过程中，只要有些微的“风吹草动”，听者的注意力、知觉敏感度和理解的准确度就会打折扣。作过磁带听力练习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哪怕有人在身边无声地走过都会“带走”一连串的话语。因此，听者往往期盼言者吐字清晰、准确、易懂。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是在“非语言环境”的“真空”中进行的，一旦进入真实交际状态，较容易受到真实语境中难免的发音缺陷或发音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

在听、说交际时，听者需要时间去反映、提取、理解,而语言交流的速度是不以听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交际的时候，“主动权”掌握在言者手里，当听者的输入速度跟不上言者的输出速度时，理解会失败。这在母语和外语交际中都可能发生。但由于在母语交际时可以动用的附加手段要远远多于外语，这种情况发生的比率会远远低于外语。

因此听者对外语发音的要求高一些是正常的心理状态。然而，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很多人对此要求有点过头。如果每每“计较”言者发音的好坏，一味“以音取人”，就会打击言者的自信，使之处于“欲言口难开”的境地。

２．对非标准英语语音排斥的心理倾向是实验室效应的产物

限于条件，外语学习的听力训练一般不可能做“实地演练”而只能在语言实验室里进行。

因此，所听内容不能以真实语境中的真实个体的各种形态的声音为载体来表达，而只能是由录音磁带上的正规、地道、标准的语音来体现。听惯了标准音而又缺乏实地训练的人，一旦离开语言实验室就得去适应“凡夫俗子”的口音。但由于人的思维定势，在“去适应”还是“使适应”之间，听者会无意识地倾向于后者：老是会感到他（她）说得怎么就不“挺括”，比录音磁带上的差多了，我怎么听怎么就感到不地道？可他们没有想到录音带上的是“国标”。即使是中国人讲中国的国语，有几个达得到“国标”，更何况要缺乏语言环境的中国人达到英语的“国标”？反过来，若让对别人发音要求颇高的人自己讲英语，又有几个能真正地达到他们自己对别人所期望的呢？总之，要想真正获得听力，只有努力使自己那被“阳春白雪宠坏了的”耳朵走出实验室，放下“架子”，和“下里巴人”作“零距离接触”，努力去“迁就”、适应各色声调、口音。

其实，来自同一母语群体的人，有着同样的发音习惯，说外语时易受同样的母语语音负迁移的影响，对本族人即使不怎么地道的英语发音也比实验室之外的地道的英国人或美国人的话语容易听懂。据此，一个人外语的音发得标准与否对其本国人的听力理解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之要求过高实际意义不大。

    （二）经济落差导致盲目崇拜

１．从广东话、上海话在国内的地位演变看经济发达地区语言的“主导性”

社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都告诉我们，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往往以“老大”自居，在跨国

或跨地区语言交流时不屑使用落后地区的语言，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却又截然相反，他们往往以能使用“强国语言”而感到自豪。例如由于经济较落后，苏北话就长期被人看不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广东经济崛起，再加上在香港地区广东人的数目占绝对优势，而广东话又是香港的“普通话”，一时间广东话成了时尚。电影、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操着拖 “广东尾音”的普通话的小老板不是被人羡慕得要死，就是个骗倒一大帮人的大骗子。再如，上海人以前被人看不起，说是上海人“门槛精”，滑头、小家子气。因此上海人到外地不敢“露真容”，更不用说开口讲上海话了，一则怕被人看不起，二则别人也听不懂。可近年来“城市的高度越变越快，上海让人越看越爱”，新老市民们都在争当可爱的上海人，不少上海新人以学说上海话为乐。于是乎上海话培训班应运而生，尽管国家一再提倡讲普通话，而普通话在上海又完全管用、够用。顺便提一下，现在上海的浦东又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说不准到时候“浦东话”也成了人们争相学说的新宠。

    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体现在地方语言的地位上，而往往被作为衡量属于同一语言使用群体的人的阶层的高低贵贱标尺之一的纯正的发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外语使用者关注的焦点。

２． “仰视”发达国家，追求“纯正”口音

正因为英语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加上过去我们的国门长期闭锁，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国策唤醒了国人，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这时英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人对发音较好的人是钦佩有加，反之抱不屑的眼光，尽管不少人自己的音发得也不怎么样。

在此并非有意批评，只是想提醒和呼吁一下，这样本末倒置地对同胞们英语发音的过高要求，不但不能促进人们的英语口语能力，反而阻碍人们开口的勇气，使人话到嘴边口难开。

现在社会上对李阳的“疯狂英语”已经不陌生了。其中有一点很值得借鉴―― “自信加疯狂”，大胆地把口开起来，这是学好英语不是“秘笈”的“秘笈”。

三．发音不必至上，交流才属目的

听和说是人类语言交际同一层面上的一组互动，因此，听和说的相互配合协作是交际成败致

关重要的因素。如果说者用词不直接明了、声音含糊，听者就难以听清、理解，交际可能失败；反之，如果听者采取不协作态度，把言者的意思（故意）歪曲的话，也可能导致交际的失败。因此，作为言者，除了必须采用适当的词语和方式，将自己的意思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还必须用清晰、明亮、让人足以听清的声音来说话，包括发音正确（也力求漂亮）。当然，如上所述，发音正确在外语来说并不十分容易，但要尽量向正确的方向靠拢，使交际尽量顺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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